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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，特别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，世界格局进入深刻变化时期，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日趋复杂严峻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更加突出的挑战，在这种大背景下，金融数据变化情况表明，中国总体上保持了宏观政策的灵活适度与积极稳健。
2019年以来主要金融数据变化情况
(资料图片)
2019-2022年广义货币M2、狭义货币M1和社会融资规模（社融）各月增速变化情况见下表：
2019-2022年M2、M1和社融各月增速（%）
2019年三大金融数据各月变化相当稳定：M2同比增速最低为2月的8.0%，最高为12月的8.7%，年内高低相差仅为0.7个百分点；M1同比增速最低为2月的2.0%，最高为3月的4.6%，主体保持在3.4%-4.4%之间；社融同比增速最低为2月的10.1%，最高为6月的10.9%，年内高低相差仅为0.9个百分点。所以，2019年可以成为观察2020年以来三大金融数据变化情况非常合适的基数。
2020年1月下旬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猛烈冲击，对经济社会运行造成严重影响，国家随之调整宏观政策，加大社会救助和经济刺激力度，但又努力将刺激力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，避免大水漫灌刺激过头带来新的风险。由此，M2同比增速在2020年1、2月的8.4%、8.8%基础上，3月开始明显提升，并在4-6月稳定在11.1%的最高水平。在实施强力抗疫并于6月率先使疫情得到严格控制之后，国家逐步收缩了宏观政策刺激力度，M2同比增速自7月随之下降，12月回落至10.1%，年内高低相差2.7个百分点；社融同比增速从1、2月同样的10.7%，3月开始快速拉升，10月达到最高的13.7%。之后有所回落，12月为13.3%，年内高低相差3个百分点。M1同比增速从2月开始呈现出不断提升的态势，11月达到最高的10.0%，年内高低相差10个百分点，出现了罕见的大幅反弹。
进入2021年，随着新冠疫情继续得到很好控制，加之上年同期经济增速大幅下滑，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速高达18.3%，国家随之进一步收缩宏观政策，M2同比增速从4月份明显下降，当月仅增长8.1%；M1同比增速从2月开始保持逐月下降态势，从1月的14.7%下降到10月的2.8%；社融同比增速从3月开始持续下降，9、10月份同比增长均为10%。但受到国际国内多重因素影响，经济运行面临需求收缩、供给冲击、预期转弱三重叠加冲击，进入四季度，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明显加大，国家遂开始加大宏观政策支持力度，M2、M1和社融同比增速有所回升，但回升幅度不大。
在2021年四季度基础上，2022年2月下旬又爆发了俄乌冲突，俄随即遭到美西方国家不断加码的严厉制裁，推动国际局势陡然趋紧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遭受冲击；3月开始，新冠疫情再次大范围冲击中国，对中国经济社会运行以及进出口贸易产生深刻影响；在多重因素影响下，美欧等很多经济体面临超出预期的高通胀压力，不得不大幅扭转前期实施的零利率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，美国更是连续推出大幅加息举措，美元指数随之大幅上升，欧元、日元、英镑等非美货币纷纷贬值，人民币对美元也出现很大贬值压力。在这种非常复杂的情况下，中国保持足够的定力，坚持稳中求进，在全力抗击新冠疫情的同时，货币政策上没有跟随美国进行加息，而是实事求是地推动适时降息降准，并加大定向性结构化政策工具实施，不断降低社会融资成本，同时采取必要措施（如提高外汇存款准备金率、远期结汇风险准备金率、增加汇率报价逆周期因子、适量出售外汇储备等）抑制人民币汇率过快贬值，努力维持汇率相对稳定；在财政政策上则加大税费减免或缓缴力度，加大专项再贷款财政贴息，加大社会保障力度，采取措施扩投资、促消费、稳外贸。这推动M2、M1同比增速自4月开始保持稳定提升，尽管面临很大阻力，回升幅度不是很大。
从2020-2022年三大金融数据可以看到的
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，特别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，世界格局进入深刻变化时期，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日趋复杂严峻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更加突出的挑战，在这种大背景下，金融数据变化情况表明，中国总体上保持了宏观政策的灵活适度与积极稳健。从4年合计数据看，除1、2月春节前后M2、M1和社融惯例同比增速较低外，总体保持了基本稳定。
以2019年为基础，通过2020年以来金融数据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：
1、对金融数据的观察不能仅局限于当年同比增速变化上。在出现重大事件冲击下，经济形势可能发生重大变化，宏观政策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，主要金融数据必然相应出现较大变化，不能找准基础并连续跟踪其2-3年（至少2年）的数据变化，仅仅局限于当年同比数据的结果，往往会忽视基数变化而得出偏离实际的结论。这是在做宏观经济数据分析时必须注意到的重要一点。
2、M2是最重要最基本的金融数据。从上表呈现的金融数据变化情况可以看出，M2同比增速变化相对M1和社融是最为平稳的，也是与GDP、CPI变化相关度最高的指标，因为M2包含了企事业单位及居民个人等社会主体持有的现金、存款、货币市场基金等全部货币，是各种货币影响因素变化结果的最终体现，是货币政策最应关注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指标。
3、M1的变化是很大的，甚至是无序的。与M2包含所有货币不同，M1只是包括流通中现金（M0）与企事业单位的结算类活期存款，其中变化最大的是企事业单位的结算类活期存款，既受到企事业单位销售收入、增加贷款及政府拨款等资金入账的影响，也受到对外支付货款、偿还贷款本息、缴纳财政税费、发放职工工资等资金出账的影响，其变化往往很大且无常规，其与M2同比增速偏离程度可能非常大（2020年1月，M1同比增速低于M2同比增速8.4个百分点；2021年1月则高于M2同比增速5.3个百分点；2022年1月受到基数因素影响，再次低于M2同比增速11.7个百分点）。
一般而言，M1同比增速攀升，反映企业经营活动趋于活跃，销售回款增多，或获得贷款增加，或者事业单位获得的拨款得到扩张；M1同比增速下滑，则反映出企业经营活动趋于萧条，销售回款减少，或贷款增加不多，或者事业单位开支加大，存款减少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作为企事业单位，其结算类活期存款并不是越多越好，而是需要在平衡好流动性与盈利性的关系基础上，尽可能减少这类收益率低的活期存款占用，所以，常态下，M1同比增速不应太高，特别是不应高于M2的增速。
4、社融与M2并不是完全对应的。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（每月、每季或每年）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融资总额，与M2并非完全对应。比如，M2仅指人民币货币总量，而社融中不仅包括人民币贷款，还包括外币贷款；社融中包括的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并未实现真正的信贷投放，不会增加货币总量；严格意义上的委托贷款、信托贷款以及企业或个人购买股票、债券（包括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）等，都属于社会主体间的直接融资，会增加社融规模，但不会增加货币总量，甚至政府发债还会减少货币总量等。同时，由于存款利息收入会增加存款（M2），贷款利息支出会减少存款（M2），所以，银行加息或降息，不会直接影响社融变化，但可能会对M2产生一定影响；银行核销不良贷款，会减少贷款余额，影响社融增长速度，但不会直接影响到货币总量；在由央行代理国库情况下，财政税费收缴与政府债券发行等，减少货币总量，而财政扩大开支或偿还债券本息，会扩大货币总量，但这些并不会同样影响社融规模。
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，一般而言，同一时点的社融规模会大于M2的余额。比如，2022年9月末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40.65万亿元，而M2余额仅为262.66万亿元，二者相差约78万亿元。同时，一般情况下社融增速也会高于M2增速（2019年基本上高出2个百分点），当然，特殊情况下M2增速也会高于社融增速。其中，自2022年4月开始，M2增速一反常态，持续高于社融增速。
5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在加强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，央行快速推动降息降准，扩大货币投放，财政也积极配合，扩大政府债券发行（2020年政府债券发行同比增长22.1%，远高于2019年的14.3%）和开支等，推动M2、M1和社融增速比上年同期明显提升。2021年一季度经济增速高涨，随后宏观政策明显收缩（2021年政府债券发行同比增长15.2%），M2、M1和社融增速比上年同期明显下降。在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后，下半年开始逐步加大经济刺激力度。
2022年3月再次遭遇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，但面临美元进入加息周期且加息幅度很大，美元指数大幅提升，人民币出现日趋强化的贬值压力，此时继续实施大幅降息降准已不现实。这种情况下，国家加大财政政策扩张力度，除加大政府债券发行（到9月末同比增长16.9%）和政府开支（包括对专项贷款进行贴息）外，还实施大规模税费及社保减免或缓缴（其中，中央银行也积极支持，向中央财政专项上缴结存利润超过1万亿元）。因为社会主体缴纳税费与社保，会减少其存款，直接影响M2规模。而税费与社保的减免或缓缴，就不会减少社会主体的存款，实际上等于国家为其提供了一种“免息贷款”，但并不计入社融之中，这成为2022年4月以来M2同比增速超过社融的重要原因。这也反映出2022年财政政策在加大社会支持力度，从另外途径推动社会融资成本降低方面做出了积极尝试。
考虑到年内乃至明年3月美元仍有大幅加息空间，欧元、英镑等主要货币也存在加息压力，人民币继续降息的空间有限，为稳经济促就业，今后一段时间仍需保持合理的财政政策扩张力度，更好地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与方式创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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